移民文學的認同感硏究
― 以奈保爾與高行健爲例

Ⅰ. 緖論

人類社會在進入20世紀以來迎來了空前絶後的大災難. 殖民主義侵略、兩次世界大戰、冷戰時期發生在蘇聯與東歐國家的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等事件在世界範圍內?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潮. ?外, 世界經濟全球化造成了資本與人力的國際性流動. 漫漫歷史長河中, 移民潮不斷湧來, 人們在回首歷史, 探索人類社會與文明, 觸摸人性脈絡的過程中移民文學受到關注. 綜合作家身?及閱歷, 作品主題等多個角度來看, 21世紀初的諾貝爾文學?集中授予給了移民文學. 比如高行健(2000年), 維?蘇?奈保爾(2001年), 凱爾泰斯?伊姆雷(2002年),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2003年), 多麗絲?萊辛(2007年), 赫塔?繆勒(2009年)等. 作爲文學家, 上述作家在生存方式或創作主題上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 那就是移民, 他們的個體生命與文學生命都源於移民. 周怡將高行健歸類爲“個體移民”(赫塔?穆勒也與其相似, ?在1987年??避祖國羅馬尼亞獨裁體制的迫害而亡命德國), 將奈保爾歸類爲殖民主義歷史背景下被奴役者的移民. 脫離民族、國家、領土的這些移民者在祖國與定居國之間經歷著民族的、語言的、文化的衝突?撞與自我認同的混亂,?作?邊緣人、異?人、少數者、離散移民者而存在. 他們生活在異語言、異文化的社會中, 在尋?自我、懷念故土、文化混合、本土?視與排斥的語境中, 有了一種作爲離散移民者的特殊自我認同, 而這種特質也反映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 在此我們視其?移民文學的一種自我認同感.

當高行健獲得2000年諾貝爾文學?的消息傳入中國後, 中國國內外隨??起一場熱議. 這些議論包括談論諾貝爾文學?的政治色彩, 高行健與其他中國作家的文學水平的比較, 中國文學的境界等, 莫衷一是. 接著, 奈保爾緊隨其後, 獲得了2001年諾貝爾文學?, “西印度群島出身作家”、“第三世界的索爾仁尼琴”、“新生第三世界的旗手”、“新殖民主義兇手”等各種評價也紛至沓來. 因爲奈保爾的作品涉及美國發動的打擊阿富汗塔利班組織的反恐戰爭, 所以也有人質疑奈保爾的諾貝爾?暗含政治意圖. 本文將脫離上述爭論, 著眼于對奈保爾與高行健兩位作家本人及其代表作品的?究, 試論移民文學的認同感. 同時本文在?究兩位移民文學家及其作品的認同感, 以他們同爲邊緣人的視角來發掘移民文學的內在異同點的同時, 試圖從中探知21世紀移民文學在未來的多樣性發展趨向.

Ⅱ. 兩位作家的文學作品及認同感

1. 奈保爾與《畢斯華斯先生的房子》

奈保爾1932年8月17日出生于中美洲烏拉圭西南部的城市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英籍印裔作家. 20世紀初, 奈保爾的祖父由印度移民至此. 奈保爾的父親是受過英國殖民敎育的記者、作家. 1950年奈保爾高中畢業, 獲得英國政府的?學金從而進入牛津大學學習, 大學畢業後曾在英國BBC電視台做記者, 後專門從事文學創作. 奈保爾雖然生活在英國, 但作爲被殖民者的後裔, 英國的文化?圍顯然無法滿足他尋根的願望. 因此, 自20世紀60年代初起, 他開始周遊世界. 他遊歷過南美洲、北美洲、中東以及亞洲等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這些遊歷大大拓寬了奈保爾的視野, 他親眼目睹了社會現實, 以爲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 奈保爾的漂泊生活告訴我們, 移民者永遠無法完全融入他們所處的異文化之中, 對他們來說, 文化的隔?與疏離是永遠存在的.

奈保爾被稱爲“世界作家”, 而其本人則自稱爲“世界公民”. 正如其他移民作家一般, 他?不到自身的文化歸宿. 這從奈保爾的作品中也能一窺端倪. 奈保爾作品中的人物經常將“我的世界”和“他們的世界”區分開來, 比如他的第四部小說《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他對眞實事件的文學加工超越了戱劇化與諷?的水平, 這些眞實事件是他對自己幼年時期經歷的詳細記錄, 表達了他對父親――這一白手起家歷經千辛萬苦的二代移民者的尊敬. 這部小說使奈保爾第一次廣爲人知, 得到了文學界的認可, 作品被媒體選入“20世紀百部小說”. 小說以一個悲觀年輕人的嘲諷口吻刻畵了一位困境中想擁有自己的房子, 努力養家糊口的一家之長――一位略知羞恥又一無是處的父親形象. 小說以輕快幽?的語調刻畵了悲慘的現實.

畢司沃斯先生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 他早年喪父、命運多舛, 雖然對文學深感興趣, 但所受?育不多. 畢司沃斯先生?頭瘦小, 因?身?是婆羅門階級, 所以剛剛成年便稀里糊塗地娶了妻子, 入贅到富有的圖西家族. 從結婚搬進哈努曼大宅的第一天起, 畢司沃斯先生就後悔不已, 一心一意想要帶著家人搬出去住. 他省吃儉用,千方百計要建一所??窄小?能讓家人安身立命的房子, 但這個單純而又?烈的願望?難以實現. 這裡的“房子”已超越了單純的住所的意義, 象徵了畢司沃斯先生一直尋求的“自己的世界”. ?外, 畢司沃斯先生對“家”的執著與我們所持有的“家”的觀念是不同的. 對一個自幼喪父, 親人離散, 35年裡沒有一個可以稱之爲“家”的地方, 長期過著異鄕人生活的畢司沃斯先生來說, 擁有自己的房子已不單單意味著擁有一個住所, 也是對“我”的存在的證明, 是“我”?到“我”存在位置的證明. 畢司沃斯先生對“房子”的執念體現了在不能容納異鄕人個體性存在的舊社會體制下, 在英國殖民主義、美國資本主義統治下移民者尋?自我與獨立的强烈願望.

“特立尼達的印度人”、“英國的特立尼達人”、“脫殖民主義的知識分子”、“無根的外鄕人”, 帶著諸多複雜身?周遊世界的奈保爾以獨特敏銳的觀察力審視著擺脫殖民主義后的第三世界國家社?, 他的作品流露出憂傷的幽?, 揭露了殘酷的現實. 奈保爾通過對畢司沃斯這一脫殖民主義時代文化受害者的典型人物的刻畵, 使我們能透過他的經歷看到歷史罪惡的延續性. 同時他也寫出了移民者的困境和作爲異鄕人的那種對本地土著人及其文化、生活的疏離感. “他們不能說英語, 但對他們生活在其上的土地又不感興趣;他們來只是爲了住一小段時間, 結果留得比他們預料的要久. 他們總是談論著回到印度, 可是當機會來臨時, 許多人又拒絶了, 他們害?未知的事物, 害?離開那熟悉的臨時性.” 在西印度殖民地長大的印裔少年, 在法語環境中接受英語敎育的靑年, 定居英國的西印度作家, 周遊第三世界國家的西式知識分子, 這一系列複雜身?使他永遠不能擺脫作爲一個異鄕人的疏離感. ?使奈保爾已獲得英國騎士爵位, 也不能代表少數族裔或脫殖民的作家們已融入西方主流社會. 奈保爾來自印度婆羅門階層, 生活在英國, 但從未在故鄕、英國或任何一個地方定居, 他一直以一個流浪者、局外人的身?去看待生活, 審視文明, 同時進行文學創作.

2. 奈保爾的創作與認同感

作爲離開英國殖民地印度, 到?一殖民地特立尼達島的移民後裔, 奈保爾在《到達之謎》中敍述了自己如何在帝國主義的土地上?根迎來第二次人生, 如何第一次“到達”一個可以稱之爲“家”的地方. 《到達之謎》的主人公在每次旅行歸來時都感受到“回家的喜悅”, 但問題在於：?什?不停地漂泊？是?了獲得回家的喜悅？還是一種“反認他?做故?”的心態？主人公自我認同感的模糊反映了作家本人的內心世界. 作家與經歷過的東西保持距離, 才能將其看得更淸楚. 對於奈保爾來說, 只有這種距離, 才能使其經歷得到地理與歷史意義上的, 感情與美學意義上的?澱和升華. 奈保爾對世界各地的文化與生活進行了深入的、廣泛的觀察和硏究, 對於故土文化, 可以說他的這種“愛憎交織的情懷” 恰好反映出了移民文學認同感的一種典型特性. 此外, 奈保爾一生都?反感自己被貼上西印度群島出身的標籤, 爲此甚至與一家欲標註他爲'西印度群島作家'的出版社解約. 他在1981年的一次採訪中說道：“我一生都在爲摘掉那個'西印度群島作家'的帽子而努力, 這是我全面拒絶的, 因爲那不是我”.

在對故土與根的强烈否定當中, 奈保爾成爲一個被失落與虛無?據的流浪者. “因爲作者用父親的魂魄與自己流浪中的孤立與放蕩?和而出的畢司沃斯先生這個人物卽爲奈保爾自己.” 對奈保爾來說, 他缺乏明確的自我認同與歸屬感. 他曾吐露過自己的痛苦：“事實上我沒有任何讀者群. 我永遠是一個外來者. 用一個美國詞兒：我永遠是一個舶來品.” 他的作品在故鄕沒有讀者, 自己又創作不出以特立尼達爲背景的地方色彩濃厚的作品. 留在故鄕, 他擔心因大衆的疏遠而導致自我消亡；而留在異國, 他又將面臨作爲一個異鄕人的憂患命運, 這便是奈保爾的苦惱. 離開故土, ?浮於異國他鄕, 這種空間移動與文學航行正是他的不安所在. 無論在印度、特立尼達還是英國, ?不到安穩感與歸屬感的他只能在小說世界裡尋?他的棲息之地, 但這又談何容易. “我開始走上寫作之路時對前途茫然無知, 只是想寫書而已.… …法國人或英國人想寫作的話, 早有許多爲其引導示範的作家存在, 而我沒有. 有關印度共同體的我父親的故事屬於過去, 我的時代早已非常不同, 我的世界更都市化, 更雜亂無章.”

但需要强調的是, 文化傳統的缺失促使奈保爾成長爲具有獨創性的作家. ?外, 旅行爲他解決了素材缺乏與視野狹窄的問題. 如此, 他的文學世界不偏向於第三世界或西歐文明的任何一方, 對西方帝國主義文明及第三世界的矛盾和虛僞都同時給予了冷嘲熱諷式的批判,登場人物也只能是那些被疏遠的人們. 但這旣沒有妨碍他以出色的文筆, 卓越的語言組織能力及絶佳的詞彙選擇能力成爲當代英文文學的代表作家, 也沒有阻?他成爲一位獨特難??眞摯充實的作家.

3. 高行健與《靈山》

內在朝聖的同時, 現實與虛構、記憶與幻想穿揷交錯的反省性旅程的記錄--高行健的《靈山》 是一部“我”/“?”尋?未知之“靈魂之山”的現實與幻想的遊記.高行健在《車站》遭禁演后受到?重打擊, 他走進四川省西北部的大自然保護區, 用半年的時間, 繞四川省做了長達1500公里的徒步旅行. 這期間他體驗了中國底層民衆的生活, 欣賞了大自然的美麗風光, 學習了少數民族的文化與文明, 收集了民間說唱藝術、巫俗等資料, 這些都成爲他後來創作《靈山》的背景.